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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3章（第2页）

……

我们在哪里已经看到过这种景象呢?噢，是了，是在&ldo;阿伊达&rdo;里，欢送拉达梅斯出征，乐队奏着乐，站立着八个戴盔持矛的军人，而两千名则是画在后面的布上的。

工业党就是这样的。

但是没有关系，行，能演得好的!（现在甚至不能相信，这在当时看起来是多么可畏，多么严肃。

）台词还要多次重复，以便加深印象。

每一段情节都要在观众面前出现几遍。

这样一来可怕的幻想便成倍地增加。

为了不显得平淡无味，被告还要突然地&ldo;忘掉了&rdo;什么零碎，&ldo;企图抵赖&rdo;，‐‐这时便会&ldo;用交叉供述的方法迫使他们就范&rdo;。

演出效果和莫斯科艺术剧院舞台上一样生动。

但是克雷连科做过了头。

他打算从另一方面对工业党进行剖析‐‐揭示它的社会基础，这种对阶级本质的分析决不会出毛病，于是克雷连科就离开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没有分配角色，转入了即兴表演：让每个人讲讲自己的生平，对革命的态度，怎样堕落到去从事暗害活动。

这一段冒失的插曲，这一个有人情味的场景，突然把整个五幕戏都破坏了。

首先我们惊异地得知‐‐这些资产阶级知识界的台柱，所有这八个人，都是出身于贫苦家庭。

农民的儿子、多子女的办事员的儿子、手艺人的儿子、乡村教师的儿子、货郎的儿子……所有这八个人都是清苦求学的，他们自己挣钱来使自己受到教育，而且是从什么年龄开始的‐‐十二、十三、十四岁。

有的教课，有的在机车上干活。

奇怪的是，谁也没有挡住他们的求学之路!他们都正常地毕业于实科中学，然后是高等技术院校，成了知名的大教授。

（怎能这样呢?告诉我们的是，在沙皇制度下……只有地主和资本家的子女才能……年历总不会错了吧?……）

而现在，在苏维埃时代，这些工程师们的处境却很困难：他们几乎不可能使自己的子女受到高等教育（我们想起来了，知识分子的子女‐‐这是最次的品种呀!）。

法庭没有争辩。

克雷连科也没有争辩（被告们自己赶紧声明，当然，在胜利的大好形势下‐‐这是无关紧要的）。

这些被告在我们眼里开始稍稍有点区别了（直到现在为止他们讲话是很相似的）。

他们不同的年龄特征‐‐也就是他们正派程度的特征。

将近六十岁或六十开外的人‐‐他们的自白能够引起人们的同情。

但是四十三岁的拉姆津与拉里切夫和三十九岁的奥奇金（这就是那个在一九二一年告发了燃料管理总局的人）则是活跃而无耻。

关于工业党和外国武装干涉的全部主要供述都是来自他们。

拉姆津是这样一个人（在少年得志的情况下），整个工程界都不肯伸出手和他握手，‐‐但是他满不在乎!在法庭上，对于克雷连科的暗示，只要说出四分之一个字，他就能领会，而且马上提供出明确的说法。

全部起诉的罪状也正是建筑在拉姆津的记忆上的。

他具有那样的自制力和坚决性，的确可以（当然是遵照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指示）在巴黎进行关于武装干涉的全权谈判。

‐‐奥奇金也是相当走运的：二十九岁的年纪&ldo;已经得到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无限信任&rdo;。

六十二岁的察尔诺夫斯基教授的情形就不同。

在大学里，一群匿名的学生在墙报上围攻他;叫他这个讲了二十三年课的老教授到学生大会上去&ldo;报告自己的工作&rdo;（没有去）。

而卡林尼科夫教授曾在一九二一年领导了一次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公开斗争!‐‐教授罢教!事情是这样的，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还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就争得了学院自治权（委任职务、选举校长等）。

在一九二一年，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的教授们选举卡林尼科夫继任校长，但人民委员部不同意，任命了一个自己选定的人。

然而，教授们举行了罢教，学生也支持他们（因为还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大学生）‐‐这样，卡林尼科夫就违背苏维埃政权的意志当了一整年的校长（只是在一九二二年才砍掉了他们的自治权，大概免不了也要抓一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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