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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第2页）

文字虽然注满感染力与煽动性，但是它超越党派、不涉权力的性格又使人&ot;放心&ot;。

感性文字中蕴藏着最直接的批判，人心为之沸腾。

不只是闷着的小市民，还有那已经闷&ot;坏&ot;了的小市民。

我收到非常多精神病患者的来信。

通常信写得特别长，来信频率特别高，三两天就一封，而且楔而不舍。

所有的患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症状：政治迫害妄想。

歪歪扭扭的文字叙述被国民党跟踪、窃听、盗邮陷害、茶中下毒、饭中下药的过程。

有一个人长期给我写信谈国家大事（他也长期给里根总统和教皇写信）。

有一天在报上读到他的名字;他因为在街头散发&ot;反政府言论&ot;被逮捕。

患者多半是大学生。

他们的病不见得是极权统治所引起，但是国民党的极权统治深深控制着他们仅有的思维，使他们动弹不得。

在&ot;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ot;里，许多人看见希望;冷漠的人被感动了，忍受的人被激励了。

而我，却不再天真浪漫。

眉发焦赤的同时，我已经发现这个烤箱不是单纯的泄气，它有根本的结构问题。

我开始了策略性的写作，从&ot;难局&ot;一文出发。

心底有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如何能推到言论钳制最危险的边缘，却又留在影响最大的主流媒体中?多少前辈都是从最大的《中国时报》写到较小的《自立晚报》再写到党外刊物，然后就彻底消失。

我清楚我要留在主流中做最大的&ot;颠覆&ot;，做最红的苹果核心里的一条蛀虫。

副刊主编金恒炼说：&ot;你放手写，心里不要有任何警总。

尺度的问题我们来处理。

&ot;

可是，我怎么可能心中没有警总?江南才刚被杀，尸骨未寒呢。

我的父亲为了我老做恶梦;告诉我他当年如何看见人在半夜被国民党特务用麻袋罩住沉下大海，失踪的人不计其数。

我的命运使他忧虑;他知道我没有外国护照。

于是在生活上，（一方面也因不屑于做大众文化闹哄哄宠出来的英雄），我不接受采访、不上电视、不演讲、不公开露面。

当然，更不能与反对人士来往。

极长的一段时间里，读者不知道&ot;野火&ot;作者是个女人。

一篇篇文章，在孤独的沉思中写成。

在写作上，我知道我不能直接攻击体制，如此起彼落的党外刊物所为。

能够讨论和批判的是环境、治安、教育种种社会问题。

然而在那个极权体制下，任何能思考的人都会发现：所有的社会问题最后都无可逃避地植因于政治。

这，却是我不能写出的。

其实亦不必写出。

如果一个人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会自己看出问题的最后症结，找到自己的答案。

我也确信那个不公的体制得以存在，是因为个人允许它存在;比体制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个人。

所以&ot;野火&ot;的每一篇文章，不管是&ot;幼稚园大学&ot;或&ot;台湾是谁的家&ot;，都将最终责任指向个人，也就是小市民自己。

党外刊物因此指责我&ot;只打苍蝇，不打老虎&ot;，或者看不见问题的要害。

我无法说明：是策略，所以不直接打&ot;老虎&ot;;是信念，因为确实认为&ot;苍蝇&ot;责任重大。

比&ot;老虎&ot;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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