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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第2页）

乾隆十二年（1747年），他规定，凡是因为贪污挪用导致公款亏空而被判死缓的，都要用自家资产赔补亏空。

没能赔补上的，挪用者如果所欠额超过1000两，贪污者超过80两，就要执行死刑。

这一道命令，要了许多贪官的命。

对待民众反抗事件，他的处理也分外严厉。

乾隆十三年，福建发生老官斋教案，乾隆说：&ldo;此案务须……痛绝根株，以绝后患。

不但首恶，不可漏网，但奸匪余孽，有一二人存留，即如遗蝗蝻种，深为地方之害……其余逆党，即多戮数人，亦使奸徒，知所畏惧。

&rdo;乾隆二十年（1755年），成都发生民众骚乱，他指示说，&ldo;所获的要犯杖毙数人示警足矣，不必具题&rdo;，使自己的统治加入了明显的恐怖色彩。

他大力整顿军纪。

鉴于金川战争的不利，乾隆特别宣布，凡关系军务的犯人，更要从重处理，&ldo;不少假借&rdo;。

凡武职官员，临阵畏葸者，一律不得保全首级。

金川战争进展不利，使乾隆充分认识到清朝武装力量的废弛，因而力图整顿。

他特别在香山建立了健锐营，训练强兵劲卒，自己经常前去检阅训练。

（《清高宗实录》）

从这一年开始，乾隆回到了雍正的老路上。

乾隆朝的君臣关系，从此变成了刁钻刻薄的主子与屏息而侍的奴才间的关系，或者说严厉的班主任与小学生的关系。

下面的小学生稍有小动作，额头上就会遭到老师的粉笔头。

诛杀和折磨大臣，越来越成为乾隆发泄自己不良情绪的主要渠道。

他动不动斥责官员们&ldo;妇寺之仁&rdo;，强调&ldo;水弱易玩&rdo;，无论是在语言风格，还是思想方式上，都是对雍正当年的重复。

在实践中，他的严猛程度则超过了雍正。

&ldo;他之所以后来名声远较雍正为好，一是因为初期刻意树立的宽仁形象不会立刻被人们忘掉，另一个，是在君臣关系上，他并没有像雍正那样大搞阴谋欺骗，大搞神道设教，使臣民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

&rdo;（《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

进入中年之后，皇帝对大臣们的观察越来越细，批评和警告越来越多，越来越不留情面。

乾隆十七年（1752年），皇帝因为伪稿案办理不顺，指责外省大臣说：&ldo;外省办事习气，多涉虚伪&rdo;，&ldo;朕于各督抚所办事件，虽欲深信，而不可得矣。

&rdo;乾隆十三年十二月，大学士陈世倌在山东置买了一批田地。

陈世倌是三朝老臣，在朝中可谓德高望重。

他和曲阜孔家是儿女亲家，在山东买地，是为了在曲阜更建一窟，使自己的家族势力永远不衰。

不料此事被乾隆皇帝侦知，皇帝十分恼火，不顾陈氏为爱新觉罗家族办了一辈子的事，对他大加折辱，说：&ldo;他本是浙江人，而在山东置私产，想分孔氏余润，这岂是国之大臣所为？&rdo;陈世倌立刻被革职，乾隆还特别嘱咐：&ldo;今既革职，传谕山东巡抚，不许他到山东居住。

&rdo;语言和措施之刻薄到骨，与其父一般无二。

乾隆十七年，他在批评官场中调和模棱风气时，评价了所有的现任总督，并且指出，现在他对全国主要官员的脾气性格都已经有所了解，不会再受他们欺骗了。

他说：&ldo;近日督抚办事，有所谓上和下睦，两面见好之秘匙。

貌为勇往任事，以求取信，而阴市私惠，谓有旋乾转坤之力，使属员心感。

尹继善（两江总督）惯用此术，方观承（直隶总督）及巡抚中一二能事者，趋而效之。

惟策楞（四川总督）、喀尔吉善（闽浙总督）、黄廷桂尚存本色。

阿里衮（两广总督）亦不至此，硕色（云贵总督）更复不能……诸臣心术才具，日熟复于朕胸中，任术取巧者，皆洞见肺腑……大臣中有以取巧得利益者乎？&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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