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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1章（第1页）

有个日本前大住，受到了不起诉处分而被释放。

我的三妹夫曾翻过一封从日本的来信，是和这位大住同船回国的一个战犯写的，信里提到日本记者知道了这个大住在监狱里被他的部下（也是战犯）追问过去的罪行时，很是恼怒，所以在船上访问了他，希望他说点和别人不同的话，因为战犯们对新中国的称赞和感激，已经使某些记者早不耐烦了。

他们从大佐的嘴里并没有得到希望得到的任何东西，记者问他：“你为什么还是说那些话？你现在还怕中国吗？”

他答：“我现在是坐在日本船上，对中国有什么怕的？我说的不过是事实罢了。”

三妹夫曾经担任过病号室的组长，他遇见过一个住病号室的日本兵战犯，他整天捣乱，不守监规，经常找护士和看守员的麻烦。

到宣布了释放，开送别会的时候，他忽然哭了起来，当众讲出了自己的错误。

还有个病号，虽然不像这个小兵那样捣乱，也是根本不想认罪的。

他得的是直肠癌，因病情恶化把他送到医院里去急救，动了两次手术，做了人工肛门，而且医生为他输了自己的血，把他救活了。

出院之后，他在一次大会上，当众叙述了他过去如何残杀和拷打中国人的罪行，又对照了中国人民在他病危中如何抢救了他。

他在台上一面哭一面讲，台下的人也一面哭一面听……

有一天，我们平整场地、修建花坛，从院子里的土坑里挖出了一具白骨，头骨上有一个弹孔。

学过西医的老元和老宪都判断死者生前是一个少女。

后来，老万翻译了一个日本战犯的文章，这人是从前抚顺监狱的典狱长，他描述了那时关押爱国志士时的地狱景象：那时这里只有拷打声、镣铐声、惨叫声；那时这里又臭又脏，冬天墙上一层冰，夏天到处是蚊蝇；那时每个囚犯每天只给一小碗高粱米，还要终日做苦役，许多人被打死、累死。

他说：“现在这里只有唱歌声、音乐声、欢笑声，如果有人走到围墙外，决不会想到这里是监狱；现在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纱窗，过去苦役工厂成了锅炉房和面包房，从前爱国志士受折磨的暗室现在成了医务室的药房，从前的仓库现在修成了浴室，现在他们的人格受到尊重，他们每天可以学习，可以演奏乐器，可以绘画，可以打球，谁会相信这里是监狱？”

他说：“现在中国正在建设给全人类带来幸福的事业，让我们走正当道路，不再犯罪，重新做人。”

在不少战犯写的文章中都说过，当他们被苏联送到中国来的时候，是恐惧的，是不服气的，甚至是仇恨的。

有的人和我的心理一样，刚来的时候只会用自己的思想方法来推测，完全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民这样对待他们。

他们看到修建锅炉房时，以为是盖杀人房，看到修建医务所、安装医疗设备时，以为也像他们干的那样，要用俘虏做试验。

还有人把宽大和人道待遇看做是软弱。

有个宪兵，在刚从苏联押到中国时是被日本战犯看做“日本好男子”

的，终日大声叫骂。

所方找他谈话，他侧身站在所方干部面前说：“我是苏联军队俘虏的，你们有什么资格来问我？”

所方的人员对他说：“我们中国人民并没有请你到中国来杀人，但是有权利来向你追究你的血债！

现在没资格说话的是你。

你自己想想去吧。

人到世界上来应该给人类做些有益的事，你做的什么呢？”

他还以为要给他动刑，再给他一次逞硬的机会，可是就叫他这样去了，再没理他。

不久，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胜利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了，他再也不闹了，因为他知道了讲道理的人并不是软弱，而野蛮却正是虚弱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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