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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第2页）

他比玄类更让人惊讶的地方是，玄奖翻越帕米尔高原时是三十岁，而法显已经六十七岁，法显出现在键陀罗国时是六十八岁，而这里仅仅是他考察印度河、恒河流域佛教文化的。

考察完后，这位古稀老人还要到达今天的斯里兰卡，再走海路到印度尼西亚，然后北上回国，那时已经七十九岁。

从八十岁开始，他开始翻译带回来的经典，并写作旅行记《佛国记》，直至八十六岁去世。

这位把彪炳史册的壮举放在六十五岁之后的老人，实在是月寸人类的年龄障碍作了一次最彻底的挑战。

站在键陀罗遗址中，我真为中国古代的佛教旅行家骄傲。

中国文化的史记传统使他们保持了文字记述的习惯，为历史留下了《佛国记》和《大唐西域记》。

现在，国历史学家也承认，没有中国人的这些著作，一部佛教史简直难于梳理。

甚至连印度史，也要借这些旅行记来修订。

记得我和孟广美小姐坐在塞卡普遗址间聊天时，她曾奇怪，为什么这些融汇多种文明的浮雕中没有中华文明的信息?我说，喜马拉雅山和帕米尔高原太高，海路又太远，中华文明在公元前与这一带的关系确实还没有认真建立，但你可知道这些遗址是靠什么发现的?靠玄类的《大唐西域记》和法显的《佛国记》。

中国人的来到虽然晚了一点，但用准确的文字记载填补了这里的历史，指点了这里的蕴藏，复活了这里的遗迹。

中国人终究没有缺席。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六日，伊斯兰坚，夜宿从川iott旅馆

远行的人们

在健陀罗故地寻找到法显和玄笑的足迹，我如此激动，还有一个更具体的原因：这是我们历险考察的长途中第一次在文化意义上的逆向幸遇。

我以前曾经说过，古代中国走得比较远的有四种人，一是商人，二是军人，三是僧人，四是诗人。

商人谋利，军人从命，他们的远行虽然也会带来一些文化成果，但严格意义上的文化企图却属于远行的僧人和诗人。

这四种人走路的远近也不一样。

丝绸之路上的商人走得远一点，而军人却走得不太远，因为中国历代皇帝多数不喜欢万里远征。

那么僧人与诗人呢?诗人，首先提叨仔些边塞诗人，也包括像李白这样脚头特别散的大诗人，一生走的路倒确实不少，但要他们当真翻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帕米尔高原就不太可能了，即使有这种愿望，也没有足够的意志、毅力和体能。

诗人往往多愁善感，遇到生命绝境，在精神上很可能崩溃。

至于其他貌似狂放的文人，不管平日嘴上多么万水千山，一遇到真正的艰辛大多逃之夭夭，然后又转过身来在行路者背后指指点点。

文人通病，古今皆然。

僧人就不一样了。

宗教理念给他们带来了巨人的能量，他们中的优秀分子，更是不惜穿越生命绝境，去获取精神上的经典，因此就有可能出现惊天地、泣鬼神的脚步。

于是，能走远路的其实只剩下了商人和僧人，而具有明确文化意图的只有僧人。

我们这一路走来，曾在埃及的红海边想象古代中国商人有可能抵达的极限，而在巴比伦和波斯古道，则已经可以判断他们千年之前明确无误的脚印。

千年之前，当其他古文明的马蹄刀剑挥酒千里万里的时候，中华文化还十分内向。

终于有两个僧人走出，抱着精神文化的目的，要用中国文字来吸纳娜矽卜的智慧。

我们与他们在键陀罗逆向遭遇，但接下来，却不再逆向，而是要追随他们去考察印度，即他f门所说的佛教圣地天竺了。

在塔克西拉的山坡上我一直在掐指估算，法显和玄奖经历千辛万苦来到这里，实际上是插入了异国他乡的历史，那么，插人了人家的哪一段历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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