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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第2页）

他们轮流做过《新青年》的编辑，在文坛与高校讲坛，引起广泛的注意。

周氏兄弟这一段美好的历史，如今想来，很有回味之处。

命运把他们拢在一起。

后来又把他们分开。

走到一起，是必然的;分开，也是必然的。

就大局而言，搞启蒙，开民智，改良人生，他们没有歧意。

而就具体的生存方式、价值方式、情感达成方式而言，殊多不同之处，所以分手又在情理之中。

人生不在于结局如何，倘有过美好的过程，哪怕仅点点微弱的火花，亦足够珍贵的。

这火花曾照亮过他们的生活，在寒夜有过温和的暖意，给寻路的兄弟，带来了一丝快慰。

我觉得，在他们的晚年，回首当年的岁月，定会有无限感慨的。

至少是周作人，从那散淡的、寂无声息的文字中，可看出这一点吧?

注　释

[1]倪墨炎：《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5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2]《鲁迅全集》第八卷，39-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周作人文选》第一卷，22-23页，广州出版社1995年版。

[4]《知堂回想录》，267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5]转引自倪墨炎：《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

[6]《知堂回想录》，284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7]《知堂回想录》，275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8]钱理群：《周作人传》，194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9]《知堂回想录》，410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诚如一位日本人所说，东方的近代史是&ldo;被近代化&rdo;的过程。

倘若不是西方人敲开亚洲诸国的门，有西学东渐之史，我们对自身的认识，大概还要推迟更久一段时光吧?&ldo;被近代化&rdo;，是不情愿的。

晚清以来，众儒生面对异邦的物质和文化在中国的渗透，惶恐与怨怼，自不待言。

黄遵宪周游半个世界，始悟吾国吾民之弊，有了东西方文化逆差的感叹。

这是用生命来体悟的。

至于梁启超、章太炎在日本发出的奇想，也多站在兴汉振邦的立场上，在对国民性自身的认识上，尚有缺憾。

应当说，对中国人的理解上，早期的传教士与外来商人，是很独到的。

那些第一代来中国的洋人，对中华民族奇异风俗的感受所凝成的观念，是中土之人难有的。

这自然也产生出一些异议，洋人的文化优越感也油然而生。

中国的门户开放，兴洋务，办洋学堂，派留学生，都非清政府自愿的结果，&ldo;被近代化&rdo;，就是不得不撕掉面子的无奈。

所以鲁迅东渡日本时，看到己身的优劣，悟出国民性的弱点，那是悲叹异常的。

周作人虽未经历过民族歧视的羞辱，但对中国文化衰落部分的感触，想必也很深。

当周作人对文化人类学、心理学、文艺学发生兴趣时，至少在留学时期，对中国旧文化也是失望的。

周氏兄弟居于东京期间，不仅关注域外诸思想史上的东西，对描绘中国文化、论述中华学术的著作，亦格外注意。

这有两个来源，一是直接看洋人的书籍，如史密斯《中国人气质》等;二是接受梁启超、章太炎的思想。

梁启超那时虽未像章太炎那样直接教过周氏兄弟，但兄弟二人对这位学者，一度曾经很是羡慕。

那时梁启超是主张以小说感化民心的，亦提出&ldo;新民&rdo;之说。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历数了中国人的诸多弱点，例如缺乏公德，无国家观念，没有冒险之精神，等等。

周氏兄弟对这些印象很深，从他们当时喜爱《新民丛报》一事，可见其影响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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