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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第3页）

公法是关于政府的，私法是关于个人的。

私法与公法相比，私法更重要。

私法分为三个部分：人法、物法、诉讼法。

这三个部分当中，人法又最重要。

人法规定了什么是法律意义上的人，条件是具备人格，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符合这三个条件的就是人，不符合的就不是人。

奴隶不符合这三个条件，所以奴隶没有人权。

人权在罗马法当中就是身份权，包括自由权、家族权和公民权。

有自由权，就是人；有家族权，就是男人；有公民权，就是罗马人（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二卷《国家》）。

在罗马，这三种身份权是可以分开的，因此也可以部分或全部丧失，叫人格减等。

丧失家族权叫小减等，从此不是男人；丧失公民权叫中减等，从此不是罗马人；丧失自由权叫大减等，从此人格尽失，不再是人。

这就是罗马的法定人权。

人权既然是法定的，那就不是天赋的，因此可以依法授予或剥夺。

如果被授予公民权，就有了罗马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被剥夺自由权，则从自由人变成了奴隶。

没人愿意失去人权，所以谁都不敢以身试法。

执政官和皇帝也一样，他们害怕的是元老院。

元老院虽然没有行政权，只能对执政者提出建议和忠告。

但是他们手上有一张王牌，叫&ldo;元老院最终劝告&rdo;。

如果接到这份通牒还不改悔，元老院就可以宣布他为人民公敌。

结果怎么样呢？全民共讨之，全国共伐之。

对于这项能够制衡权力的权力，元老院当然不会轻易放弃；而只要元老院的这个功能还在，罗马就很难从共和走向帝制。

后来屋大维革命成功，是因为苏拉和恺撒改造了元老院，他自己则给足了元老们面子。

当然，根本原因如前所述，是时势使然。

但，即便从共和国变成了帝国，罗马也仍然是一个法治国家。

公元100年9月，执政官小普林尼在元老院发表就职演说时，就对坐在会场中的皇帝图拉真说：皇帝不应该在法律之上。

相反，他应该在法律之下。

王在法下，罗马人早就懂了。

战败国和他们的臣民，当然也如此。

前面说过，中国的周和罗马在处理国际关系时，都极具政治智慧地与同盟国和战败国组成了共同体，把对立面变成了自己人。

但，这绝不意味着一视同仁。

相反，那些战败国和同盟国，关系有远近，权益有寡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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