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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1页）

家需要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来阻止危机的发生，例如适当限制短期外债的介入，以减少外资突然撤出对经济造成的影响。

最重要的是面临危机的国家要采取措施。

金融机构脆弱是受冲击的关键原因，而这种脆弱又对当前经济的长期下降及其程度产生影响。

在中国及其他转轨国家，银行和金融体制的改革难度比别的国家要大。

在计划经济，所谓金融机构并不履行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所履行的作用。

“银行”

这个名称本身就可能产生误导――包括对决策者和银行内部人员。

在计划经济时，银行不参与项目的选择和监督；生产和投资决策是在别处进行；银行只是“根据指示”

提供资金。

银行只是记帐，不是主要的决策者。

在现代市场经济，银行是主要的决策者。

银行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不只是转变所有权或控制权，而是应彻底转变其职能和机构文化。

如果认识不到这种转变的重要性，中国的金融部门改革就不会成功。

中国的金融部门改革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因为这不只是简单的提高银行的能力。

如果没有恰当的会计准则，如果仍强迫银行签订贷款合同，要实施商业银行的原则就会非常困难。

在进行金融部门改革的同时，还应加强制度建设。

即使在解决这些困难之后，还有进一步的问题：就连那些具有先进银行体系、习惯于商业原则以及透明度较高的发达国家，也常常被怎样建立恰当的激励和监督机制所困扰。

个人和机构都需要激励。

无论是否愿意像有的国家那样走到一种极端――即让银行信贷员承担贷款损失――但是显然需要有一定程度的个人责任制，如果同时也实行机构责任制，这一目标将会得到加强。

我认为利润上的激励可能是最强的激励措施，但要确保这种措施不能走样（不要造成鼓励乱冒风险或获取暴利），监督者要注重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但是仅有激励措施是不够的。

虽然激励措施使监督者的任务变得容易，但还是要建立谨慎的监督机制。

监督机制的设计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一）监督者能够得到的信息有多少？（二）经济面临什么风险？（二）政府的监控能力有多大？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在绝大多数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控制是一种比较有效的监督措施，但在发达国家就不太合适，其中包括限制地产贷款、“速度限制”

（即：限制贷款增长的速度）、限制银行和企业对外借债的规模。

近来讨论较多的一个话题是：中国的金融机构较弱，需要注入资本金。

银行确实需要通过补充资本金来满足资本金充足标准。

这不仅对保持银行的财务活力，而且对保证银行的积极性都是很重要的。

如果能够确定目前银行的净资产是多少，那么通过注入资本金来满足银行资本金充足的标准就比较容易操作。

向银行提供资本金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投资，再加上运用恰当的资本会计方法，这样的投资甚至不体现在经常预算中。

而且如果作法得当，这样的开支不仅不会引起通货膨胀，相反还会避免由于金融失灵及由此造成的信贷萎缩所导致的通货紧缩。

在中国，向银行注入资本不会遇到在市场经济国家中采取同样行动所面临的两难问题――即由于政府出面解救银行而导致的道德风险。

这与计划经济的银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银行有关：贷款不按商业原则，而是按政府指令运营，因此没有理由对银行在原来的体制下所做的进行惩罚。

随着新的商业性体制得以稳固，应当允许银行有以良好的资产负债表重新开始的机会，而不是继续旧的资产负债表。

然而，应当对向银行重新注入资本金进行谨慎的管理。

在大量注入资本金之前，决策者需要了解资产负债表上的窟窿究竟有多大，并确保旧的贷款方式已经放弃。

否则重新注入资本金将会非常昂贵，并易引起通货膨胀，而且如果激励机制没有足够的改变，重新注入资本金是徒劳无益的。

必须明确的是，对银行的重新注入资本金应是一次性的，是作为向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制过渡的一部分，而不是金融体制本身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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